手记 | 关于众包模式重塑知识产权维权生态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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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 陈志兴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本文系知产力获得独家首发授权的稿件，转载须征得作者本人同意，并在显要位置注明文章来源。）

一、我国涉知识产权诉讼维权现状观察

（一）权利人的角度

1、找到专业的知识产权律师并不容易

这里说的“专业律师”有多个方面的含义，至少可以包括：

a.掌握特定领域的知识产权专业知识，例如，涉及手游产品的知识产权规则；

b.拥有丰富的知识产权维权经验，例如，专攻医药用途发明专利的维权实践；

c.掌握特定领域的知识产权运营知识，例如，基于对新能源领域知识产权市场的观察，能够将相关的涉案诉讼纳入企业的整体知识产权运营活动。

2、存在“赔偿数额低”“维权成本高”的现象

a.根据长沙中院知产庭公布的一份数据，该庭2010-2015年审理的案件中，62%的专利权案件赔偿数额为1万元至5万元之间；67%的商标权案件赔偿数额为1万元以下；77%的著作权案件赔偿数额为1万元以下。

b.根据南京铁路运输法院对2009-2015年相关数据的调研，著作权案件的平均判赔额为2.2万元，商标权案件的平均判赔额为5.3万元，专利权案件的平均判赔额为27.8万元，不正当竞争案件的平均判赔额为15.6万元。

很显然，确实存在“赔偿数额低”、“维权成本高”的现象。

3、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是个世界性难题

对于权利人而言，不管是想通过诉讼活动将被控侵权行为人拉回到谈判桌，签订长远的合作协议，还是仅仅要求在特定案件中获得损害赔偿额，其关键还是在于确定涉案知识产权的价值。也就是说，权利人必须要说清楚，涉案知识产权究竟值多少钱，否则，法官判决也好，双方和解也好，没法获得符合客观实际的赔偿数额。这也是为什么实务中一直存在“赔偿数额低”的根本原因，因为权利人没法通过在案证据证明其知识产权的价值。

（二）社会公众（被控侵权人）的角度

1、难以找到合法行为的边界

有些社会公众（被控侵权人）并不想去侵犯知识产权，但是确实又找不到合法行为的界限，导致被动侵权。这尤其在一些新兴领域比较突出，例如，医药领域，有些专利侵权判定规则并不是很明确，社会公众缺乏守法经营的行为指引，导致其无所适从。

2、因侵权成本低而故意侵权

当侵权成本低于获得知识产权许可交易的费用时，侵权会被认为是一个“理性”的选择。

（三）法院的角度

赔偿数额低，某种程度上会反过来助长知识产权侵权，从而促使知识产权维权诉讼激增，“案多人少”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法官很难有时间和精力去推动裁判活动的精细化，导致适用法定赔偿的案件居多，赔偿数额低位运行。循环往复。

二、怎么办？

大幅度提高赔偿数额，遏制侵权行为，实现知识产权的价值。

三、众包模式重塑知识产权维权生态

两个核心点：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明确知识产权定价标准。

（一）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1、“事”的角度

知识产权维权无非是在“做事”。但是，这“一件事”并不是只能由一个人来做，可以进行分解，在实现“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的同时，降低权利人的维权成本。以诉讼维权为例，至少可以分解为证据调查和收集、被控侵权行为违法性论证、诉讼活动参与等环节，有的可能还包括市场调查、专家论证等。尤其是前期的“证据调查和收集”、“市场调查”等，虽然是诉讼维权的基础，但也相对独立于整个诉讼活动。这样的话，权利人一开始就可以将“证据调查和收集”、“市场调查”、“诉讼活动”等委托给不同的人在做，必然会比由“诉讼活动”的受托人去寻找“证据调查和收集”、“市场调查”的行为人更加节省成本，也更加专业。

在对事项进行分解的基础上，即可引入众包模式，提高专业性，降低成本。

不过，这里面也有一个问题。考虑到知识产权维权活动的专业性，以及企业法务部门降低自身风险的倾向，企业可能并不是很愿意将事项进行分解，进而委托不同的主体去做，而是将相关维权事项整体打包给某个团队在做。

怎样克服这个困境？这可能就涉及“做事”的“人”的问题。

2、“人”的角度

“人”的角度主要解决的是让“做事”的人实现“专业化”，让企业相信将事项进行分解、交给不同的人去做是有保障的，且是低成本的。在众包模式下，这里的“人”指的是每一位能够提供相应服务的人。以诉讼活动为例，可能是每一位调查员，每一位论证专家，每一位律师，每一位评估师，等等。

怎样实现这些“人”的专业化？需要借助大数据。

以参与诉讼活动的律师为例，一方面，需要有律师自身的大数据，比如说，律师的学历、专业、毕业院校、经办的典型案例等等能够对律师的专业水平进行画像的相关数据。另一方面，还得有法院的裁判文书数据库做支撑，在该数据系统中输入某律师的名字，即可出现该律师参与案件的裁判文书，以及案件类型、胜诉率、执业区域等相关的数据。这样的话，律师的“专业性”基本上会完整体现出来，进而可以让企业花费最少的时间找出适合的专业律师。

（二）明确知识产权定价标准

在对事项进行分解、人员进行分类的基础上，要实现知识产权维权的众包模式，还应该以知识产权的定价机制为依托。可以说，目前知识产权维权困境的核心在于知识产权定价存在难题。一旦解决这个问题，其他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那么，知识产权怎么定价？存在两种观点，即司法定价和市场定价。

1、司法定价

司法定价的核心观点在于，通过提高司法赔偿额，来引导知识产权市场价值的提高，而知识产权市场价值的提高，反过来又将推动司法定价的进一步提升。那么，在知识产权维权众包模式下，各方主体如何利用司法定价的成果呢？主要是对知识产权裁判文书大数据的使用。让权利人、社会公众等相关的主体借助已有的裁判文书（或者对裁判文书的分析报告）就能够明白，出现类似的知识产权纠纷，法院会给出多大的赔偿数额。这方面，需要做数据分析。例如，知产宝曾对2015年北京知产法院的判赔数额有详细的数据分析，并出具了相关的报告。这样的话，当事人一旦有案件进入到北京知产法院，内心就会有大致的预判。这种司法定价的成果不仅仅是对各方当事人有利，还有便于相关法院能够参照执行，共同提升知识产权赔偿数额。

2、市场定价

市场定价的核心观点在于，司法实务中赔偿数额低的症结在于缺乏知识产权的价值评估机制，知识产权的运营市场贫瘠，缺少知识产权交易数据，导致相关知识产权究竟“能值多少钱”没人能够说得清楚。而这些数据最终仍然得依赖于价值评估或者市场交易，因此，需要通过市场进行定价。所以说，解决知识产权的定价标准问题，一方面涉及知识产权本身的价值评估问题，需要借助专业的评估师，设计特定的评估、计算模型，另一方面，也需要大量的知识产权许可交易的案例作为参照。这两项工作也需要知识产权大数据的支撑，包括针对评估师的数据，体现出评估师的专业性，便于相关市场主体进行选择；另外，还需要典型交易案例的数据，供当事人主体或者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参照适用。

总结一下，通过众包模式改变知识产权维权生态，主要在于对事项进行分解，对人员进行分类，并且借助于相关的大数据分析作支撑。具体包括知识产权从业主体大数据、裁判文书赔偿数额大数据、知识产权交易案例大数据，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