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已经不需要再多打一场官司了
在全球标准必要专利（SEP）领域，诉讼并非目的，而是一种谈判工具。但当工具被反复使用、且在多个司法辖区同时失效时，它就不再是筹码，而开始转化为成本。从英国、美国到中国、巴西，Samsung Electronics 与 ZTE 围绕 5G FRAND 条款展开的这一轮全球对抗，已经进入一个非常清晰的阶段，法律路径的边际收益，正在迅速递减。三星在重庆之前，可能真正该做的是“止损式谈判准备”
因为，问题已经不是“还能不能赢一案”，而是“还值不值得继续打”。如果把时间轴拉开看，会发现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
三星并非在单一法域失利
而是在多个关键法域遭遇了同一方向的裁量逻辑
英国上诉法院否定了“先行法院天然优先”；美国法院拒绝将 FRAND 争议升级为反垄断调查；中国法院不仅确认了全球 FRAND 管辖权，还在专利有效性层面持续稳定输出；巴西法院曾实质性支持禁令路径；ETSI 投诉路径反而引发反制风险。
这些结果叠加在一起，传递的并不是“谁对谁错”，而是一个更现实的信号：
通过分散诉讼来压缩费率空间的策略，已经被系统性识别并削弱。
继续追加诉讼，带来的不再是谈判优势，而是三个确定后果：
成本继续上升
法院耐心下降
最终费率锚点被提前固化
其实双方争议真正的关键节点，不在伦敦，也不在硅谷，而在“费率会被如何定型”。在这一轮博弈中，最具结构意义的变量，并不是哪一家法院“更友好”，而是哪一家法院，已经展示出可被复用的定价方法论。
重庆此前在 5G FRAND 案件中所呈现的裁量逻辑，已经包含三个对任何实施方都不容忽视的特征：
明确代际价值拆分（5G 权重显著提高）
明确全球累积费率区间
明确“全球 FRAND”可以被一国法院具体化裁决
这意味着一旦费率在这里被确定，其影响将远超本案本身，而会外溢至后续多轮 SEP 谈判。
对于终端厂商而言，这不只是一次结算，而是未来几年成本结构的模板。
很多争议仍停留在“谁的专利更多”“谁的市场更大”，但法院真正关心的，其实是另一件事：
哪些技术，是标准无法绕开的。
在 5G 时代，这个问题的答案与 4G 并不相同。因为4G是终端规模决定谈判地位；5G模式是标准贡献决定定价权重。
当 SEP 权利人从“防御型资产”转向“收益型资产”，当实施方从“被授权者”变成“长期净付款人”，继续沿用旧时代的谈判与诉讼策略，本身就会产生系统性摩擦。
法院并没有“偏向某一国家的企业”，它们只是开始按照技术不可替代性来校准 FRAND。现在最理性的动作，不是再起一案，而是“为谈判做准备”。毕竟，站在任何一家全球性企业的风险管理视角，此刻真正需要回答的已经不再是，“这场官司还能不能打下去？”而是，“如果最终费率在这里被锚定，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好一个可被市场接受的叙事版本？”
我们需要明白一个道理，止损，从来不是示弱。在 SEP 世界里，止损意味着把不确定性，提前换成可控成本。而真正困难的，也从来不是谈钱，而是如何在不丢失立场的情况下调整预期，如何在不激化对抗的前提下重新定义“合理”如何把司法语言，转译为商业世界能够消化的方案。
当所有主要法域开始朝着同一个方向收敛，继续向前冲，往往并不会改变终点，只会抬高代价。在重庆之前，真正重要的不是“再赢一次程序”，而是是否已经为一个不可避免的商业谈判，准备好了足够成熟、足够专业的缓冲空间。有些战场，打到一定阶段，就不再属于法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