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专利商标局：“美国制造”被写进立案标准

3月11日，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局长 John Squires 签发内部备忘录，将“美国制造”和“被诉中小企业身份”正式纳入 IPR、PGR 立案裁量因素。这意味着，美国专利无效程序的判断逻辑正在发生变化，PTAB 不再只问“专利是否应被无效”，也开始问“谁在美国制造、谁在承担产业风险”。专利无效程序，正从技术审查工具，逐渐走向产业政策工具。

一、专利无效开始看“制造地”

根据 USPTO 发布的备忘录，在决定是否启动 IPR 和 PGR 时，局长将新增三类裁量因素：

第一，被控侵权产品在多大程度上在美国制造。第二，专利权人的竞争产品是否在美国制造。第三，请求人是否属于因被诉侵权而发起挑战的小企业。

更值得注意的是，USPTO 对“美国制造”的理解并不狭窄。备忘录明确指出，判断时不仅要看最终组装是否发生在美国，还要看关键零部件是否在美国生产，以及产品是否在美国制造后又被送往境外进一步加工。

换句话说，未来 PTAB 的立案判断，可能不再只围绕专利文本和现有技术，还会涉及企业供应链结构、生产组织方式甚至产业布局。

专利无效程序的讨论空间，开始从专利本身，外溢到制造体系。

二、PTAB开始承载产业政策

这份备忘录援引的法律依据，是《美国发明法》（AIA）中的 §316(b) 与 §326(b)。两条规定要求 USPTO 在制定 IPR/PGR 相关规则时，考虑其对经济、专利制度完整性以及机关效率的影响。

Squires 正是借助“经济影响”这一接口，把“美国制造”和“产业投资”引入立案裁量框架。

更直白的政策逻辑，则出现在备忘录的背景部分。USPTO 明确提到，美国制造业在过去数十年持续外迁，尤其是电子和计算机产业的外迁，已经带来经济与国家安全风险。

在这样的政策语境下，IPR/PGR 不再只是纠偏专利质量的技术程序，而开始被重新理解为一个可能影响产业结构的制度工具。

从“程序效率”到“产业选择”，PTAB 的制度角色正在发生变化。

三、全球企业都将受到影响

对在美国有制造布局的专利权人来说，这一变化显然是利好。

过去在诉讼中提到的美国工厂、美国员工、美国投资计划，往往只是商业叙事；现在，这些内容很可能成为 PTAB 立案阶段的重要证据资产。

谁能证明自己在美国承担真实制造风险，谁在立案权衡中就更有优势。

但对制造体系主要在美国境外的企业，这一变化则可能提高制度门槛。

因为备忘录对“美国制造”的界定相当宽泛，企业在裁量简报阶段可能需要披露关键部件来源、供应链结构甚至制造外包安排。这些原本属于供应链管理的问题，正在变成专利程序中的制度变量。

对中国出海企业而言，这一点尤其值得重视。

因为在全球化生产模式下，许多企业的研发、市场和销售在美国，而制造环节却分布在亚洲或其他地区。过去，这种结构主要影响贸易和关税；现在，它可能开始影响美国专利无效程序的入口机会。

知产力判断

从限制重复请愿的 General Plastic，到避免平行诉讼的 Fintiv，再到今天的“美国制造”裁量，PTAB 的立案标准正在逐步从技术性判断，转向政策性判断。

过去的问题是：你的无效理由够不够强。现在的问题变成：你这个企业，对美国制造体系意味着什么。

当“在哪里制造”开始影响专利无效的立案机会，专利制度就不再只是技术规则，而开始成为产业竞争的一部分。

专利无效程序没有改名字，但它的逻辑已经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