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午重构

明天，又一个丙午。

但如果沿着“技术与权利”的结构线索去看，会发现两次丙午都发生了一件更深层的事：

技术被系统化，权利被结构化，创新进入可组织、可分配、可控制的阶段。

在这个框架下，“权利”至少分化为三种形态：

私权，以专利为核心的商业竞争权利

公权，以标准为核心的行业治理权力

主权，以战略技术为核心的国家安全权力

1906年与1966年，是这三种权力逐步分层与重构的两个节点。

而2026年，我们则站在了第三次重构的入口。

度量技术（1906）

1906，不是技术爆发的一年。

它是技术第一次被大规模“度量”的一年。

私权进入统计结构。

1906年前后，美国专利体系已高度成熟。

专利申请量、授权量、分类结构被系统统计，创新第一次成为国家治理的指标。

专利不再只是个体权利证明。

它成为，

可比较、可政策引导、可制度调控的资源。

私权开始制度化。

与此同时，公权形成标准跨越国界。

1906年，国际电工委员会（IEC）成立。

电气与无线电技术进入国际标准体系。

标准是一种特殊权力，

它不直接排他，却决定准入；它不拥有资产，却塑造秩序。

技术第一次被写入跨国规则。

公权诞生。

1906年旧金山地震之后，工程规范与保险制度深度绑定。结构安全不再只是技术讨论，而成为赔付逻辑与风险定价的依据。技术开始被计算。

总之，在1906年，人类开始学习如何度量技术。

控制技术（1966）

如果说1906年是度量，1966年则是控制。

控制让预算进入制度。

1966年，罗伯特·泰勒争取到ARPANET经费，劳伦斯·罗伯茨开始具体设计分组交换网络。

网络研究从实验兴趣转为国家工程。

1966年，Martin Richards设计BCPL语言。

它的真正价值在于“可移植性”。

软件从此可以脱离具体机器运行。

像法律条文一样，在不同硬件环境中执行。

知识脱离物理载体，成为抽象结构。

这是技术制度化的关键一步。

这也是一种治理能力的跃迁。

随之而来的则是主权出现，并且进入不可交易区。

1966年2月3日，苏联Luna 9实现月面软着陆。

1966年10月27日，我国完成首次导弹核武器试验。

这类技术不通过公开专利扩散。

它们进入军工体系与出口管制框架。

技术便分化为：可流通技术、不可交易技术。

主权权力成形。

1966年，人类开始学习如何控制技术。

博弈结构（2026）

如果说1906年在学习度量，1966年在学习控制

那么2026年，我们将面对和学习，

博弈。

这一次的变量，不只是能力提升。

而是能力分配函数的改变。

2026年初，几家AI实验室发布新模型。

业内许多人的感受不是“更强了一点”，而是：

水位已经涨到胸口。

模型可以：

独立完成复杂任务

自主测试与迭代

参与决策

协助训练下一代模型

能力不再线性提升，它开始自我加速，递归式自我提升。

模型参与了自身构建、训练调试、部署优化、测试诊断。这不是科幻。这是工程路径。

当一代AI帮助构建下一代，控制结构开始出现裂缝。

AI对齐（Alignment）不再是哲学问题。

它成为制度议题。

如何约束模型行为？

如何设定安全边界？

谁定义“合适”的输出？

标准正在从“电气规格”升级为“价值规格”。

公权进入新的层面。

先进芯片出口限制。模型参数规模监管。算力成为战略资源。

技术再次进入主权区。

但这一次，它同时运行在全球网络之中。

开放与封闭并存。

流动与遏制交织。

不难发现

AI正在重写能力分配结构。

一个普通人，借助AI杠杆，可以完成过去团队级别的工作。

而另一部分人，甚至尚未意识到杠杆的存在。

认知K型分化开始扩大。

这不是情绪问题。

这是结构问题。

地基之争

1906年，人类学习度量技术。1966年，人类学习控制技术。2026年，人类开始与技术博弈。

文明的竞争，不再是速度。

不是谁跑得更快。

而是地基的博弈。

谁能更早把私权、公权、主权的边界重新画清，谁能更早把规则写进基础设施，谁能更早把对齐做成治理能力，谁就能在下一轮技术周期里站稳。

丙午将至。这一次，技术不只是改造产业，它正在重构权利结构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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