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PTO给中国专利律师的马年三大新机遇
春节假期过完，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John A. Squires（约翰·斯奎尔斯）局长到岗153天。斯奎尔斯在担任局长之前供职于Dilworth Paxson LLP，这是一家以费城为大本营的美国综合性律所；斯奎尔斯先生在那里负责“创业公司 + 知识产权”业务线，服务内容横跨专利资产打造、交易许可、公司架构与高风险争端解决。而在此之前，他在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担任首席知识产权顾问/总法律顾问序列的 IP 负责人（Chief IP Counsel）。之前20年的职业生涯充分表明，他是懂确定性，也是懂资产的。
在斯奎尔斯治下的这段时间里，他把 AIA 体系（AIA 体系，指的是America Invents Act）里最敏感的一颗按钮，IPR/PGR 的立案权，从“PTAB 合议小组”收回到更强的行政闸口；同时，立案决定越来越像简略通知，不给你长篇法律论证，不给你可复盘的路径，只给结论。
很多人第一反应是，IPR 难了，活儿少了。
但在我看来，这不是行业退潮，而是行业重新定价，
过去十年，美国 PTAB 把“无效”做成了一个高频、可复制、甚至可规模化的工具；现在闸口收紧，攻防会向更上游迁移，活儿不会消失，只会变得更专业、更前置、更贵。
对中国专利律师与代理人来说，斯奎尔斯的这一轮变局，真正给各位带来的不是“多几个美国案子”，而是三条可以直接落地的新机遇。
一、从“写好IPR”到“卖对路径”
IPR 的逻辑在变：以前是“把 petition 写到法官点头”，现在更像“先判断能不能过闸口”。
当立案权更集中、理由更简化，客户最怕的不是“打不赢”，而是花了大钱写完 petition，门口一句话就被挡回去。这会直接促成预算前移，从“写文书”前移到“算路径”。
所以，你能做的，就是把不确定性变成可售的确定性。
IPR立案体检（可产品化）：用固定模板评估立案概率与关键风险点。重点不在“写多长”，而在“该不该写、怎么写、何时写、替代路径是什么”。
并行程序时间轴（作战图）：诉讼节奏、禁令风险、IPR窗口、和解节点一张表讲清楚。这是最容易让客户觉得“值钱”的交付物，因为它直接影响决策。
“给局长看的”摘要式论证：把核心看点压成 executive memo 风格，而不是堆砌判例。立案决定变短，你的策略也必须变短，但更精准。
这个机遇的本质，你从“写手”升级为“路径设计师”。客户买的不是文字，而是你对规则闸口的理解与对成本的控制能力。
二、从“正门变窄”到“侧门爆满”
当 IPR 的门收紧，挑战方不会消失，只会迁移。最确定的迁移方向就是Ex Parte Reexam单方再审（EPR）。
EPR 的特点，就是用低成本把对手的专利资产持续磨薄。最适合做两件事：1）逼迫专利权人修改/缩权；2）在谈判桌上制造“专利资产不稳定”的心理压力。
对中国团队而言，EPR 的机会在于，它比 IPR 更容易被标准化、模块化、规模化。你可以把它做成“可复制的产品线”，甚至做出内部流水线：
EPR快启包：检索（专利族+NPL）→ 证据链 → request 结构化写作
EPR + 商务谈判配套：告诉客户 EPR 的目标不是“马上掀桌”，而是“制造修改压力、换谈判筹码”
EPR合规与身份风险提示：匿名与幕后主体的敏感度在上升未来很多 EPR 案子不再只是“写一份 request”，而是“写一份 request + 做一份合规说明/身份风险意见书”，单价自然上去。
这个机遇的本质，IPR 变成“高门槛高单价”的精品业务，EPR 变成“可规模化可复制”的新业务。谁能把 EPR 做成产品线，谁就能在变局中把业务做大。
三、从“技术看点”到“规则看点”
斯奎尔斯体系里最值得中国同行关注的一点，是“规则”开始压过“技术”，尤其是真实利害关系人（RPI）、隐蔽资助、关联主体、共同防御等问题，会越来越敏感。
这会催生一个新的高价值赛道，程序战与规则战。
对中国律师/代理人来说，这条赛道有两端都能卖：
给挑战方，RPI风险尽调；集团结构、投资关系、合作伙伴、共同防御安排，哪些会被认定为 RPI/privy？如何提前拆雷？
给专利权人：反向RPI狙击与程序性阻断；在“闸口时代”，程序狙击的价值上升，因为它可能直接把对手挡在立案门外。
给交易/许可：专利“可交易性/抗挑战画像”；当无效变难、确定性上升，专利作为资产的属性会更强。交易、融资、许可谈判会更愿意为“稳定性报告”付费，付费的内容是这组专利能不能守？被挑战风险是什么？如何设计条款？如何做结构化披露？
这个机遇的本质，你不再只是“专利文件的生产者”，而是“专利资产的风控与定价参与者”。这是从代理服务走向“资产规则服务”的关键一步。
马年新春之后，对中国律师的新机会，就是把自己的角色从“写文书”升级为：
跨境规则路径的设计师。专利资产确定的工程师。
祝各位开工大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