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Digital的中国算盘：北京开门，海外落锁

在2026年的专利战线上，InterDigital已经不只是那个“在海外起诉、等对方上桌”的专利许可公司。随着北京办公室落地，以及对海信、TCL等中国企业发起多法域并行诉讼，它在中国市场的打法正在发生一个关键变化，从“远程施压”走向“运营前置”。

如果把他的动作拆开看，一边是本地沟通、合作与存在感建设，另一边是UPC、德国、巴西、印度的并行起诉，风格似乎迥异。但放进同一套商业逻辑里，它们其实高度一致，北京办公室负责开门，海外法院负责落锁；目标不是多赢几份判决，而是让许可谈判更快转化为签约现金流。

InterDigital在中国要的，不是“存在感”，而是“转化率”。

很多人看到InterDigital在北京设办公室，常见解读是“品牌曝光”“政府关系”或“本地联络”。

这些都可能是基础功能之一，但如果从许可公司的业务结构看，它更核心的目的其实只有一个——提升专利权利主张的商业转化率。

对于InterDigital这类以“研发 + 许可”为核心的公司而言，真正决定经营质量的，不是“专利有多少”，而是：

有多少目标企业进入实质谈判；

谈判周期能否缩短；

谈判失败后是否有足够强的执法后手；

最终能否把争议变成持续、可预测的许可收入。

换句话说，InterDigital在中国布局的重点，从来不是“把公司开到中国”，而是把许可运营前置到中国。

这背后的逻辑并不复杂。

中国是全球最重要的智能终端、家电、消费电子和供应链制造基地之一。对于任何依赖标准技术许可变现的公司来说，中国都不是“一个区域市场”，而是直接影响其许可覆盖率和回款质量的核心战场。

所以，北京办公室的战略意义，不在于“象征性落地”，而在于把中国企业从“被动接收海外诉讼通知”的对象，变成“可被持续触达、持续施压、持续谈判”的交易对象。

这一步，看似温和，实则是典型的运营升级。

如果只看表面动作，容易把InterDigital的路线理解成两段式，先谈判，谈不拢就起诉。

但这仍停留在表层。更准确的说法是，它在经营一套系统。

1）本地前端：降低谈判摩擦

北京办公室的意义，是让沟通、拜访、技术说明、商务条件交换、市场预期管理变得更高频、更稳定、更可持续。

这一步并不直接产生禁令，但它能显著提升“进入实质谈判”的概率。

2）海外后端：提高拖延成本

当谈判进入僵局，InterDigital的后手不是“继续等”，而是迅速在多个法域同时启动诉讼程序，特别是那些禁令路径更快、程序效率更高的司法辖区。

这不是简单的“诉讼威胁”，而是让被许可人直面一个现实：

继续拖延，成本会从法务成本上升为供应链和市场节奏成本。

3）商业终局：把不确定争议折算成可预测现金流

InterDigital真正追求的不是“判决收藏夹”，而是许可协议。

判决、禁令、反禁诉、反反禁诉，本质上都是谈判桌上的筹码。

一句话概括这套系统：

诉讼不是许可的替代品，而是许可运营的加速器。

如果说前面的分析回答的是“InterDigital怎么做生意”，那么接下来要回答的是，它如何通过法域选择，重写谈判顺序。

InterDigital的多法域动作，重点不只是“给企业施压”，更是在做一件更专业的事——管辖权竞争。

这几年SEP/类SEP纠纷里，一个越来越清晰的现实是，不同法域提供的“司法产品”并不相同。

有的法域更擅长、也更容易提供的是，

禁令（Injunction）

快速程序推进

对市场准入的直接压力

而另一些法域（包括中国法院在特定案件中的实践）则可能在一定条件下进入：

费率裁决（FRAND Determination）

全球许可条件的实质性定价

对谈判框架的规则性塑造

这就意味着，InterDigital在UPC、德国、巴西、印度等地的动作，不能只理解为“多法域铺案”。更准确的理解是：

它在用“禁令型法域”的程序优势，对冲潜在“定价型法域”的费率主导权。

这是一场典型的错位竞争，

在禁令型法域，InterDigital争的是时间和压力；

在费率型法域，双方争的是定价权和规则叙事权。

InterDigital的中国算盘，是“北京开门，海外落锁”。其中“落锁”并不只是施压，更是在通过先手性禁令布局重排谈判顺序，进而影响最终费率谈判的锚点。

这也是为什么，单纯用“InterDigital在全球起诉中国企业”来描述其动作，会低估其策略密度与韧性。

但如果仍把InterDigital视为一家“手机SEP许可方”，就会低估他这轮动作的真实重心。

实务中存在一个常见误区，一谈SEP，就默认是4G/5G手机许可。

但从InterDigital近年的动作看，它的商业重心正在明显向视频技术延展，尤其是：

HEVC / AVC / AV1 / HDR 等视频编解码与显示相关技术；

电视、流媒体、内容分发与家庭娱乐终端；

与Sony联合许可项目相关的电视生态许可推进。

这件事对中国企业的意义非常大，因为它意味着：SEP/标准技术许可的“主战场”，正在从传统智能手机，向更广的消费电子与内容生态渗透。

对于海信、TCL这类企业而言，这不是单纯增加一宗诉讼，而是商业模型层面的压力升级。

第一层：产品线覆盖更广

过去企业可以把手机、电视、流媒体终端、内容平台等业务板块分别处理；但当视频标准与相关专利主张系统性推进后，企业会发现多个产品线同时暴露在许可与诉讼风险之下。

第二层：供应链和市场节奏更敏感

视频相关产品的市场周期、渠道上新、国际销售节奏都高度敏感。一旦海外法域出现禁令风险，影响的不只是法务部门，而是销售、供应链、产品和资本市场预期。

第三层：谈判复杂度显著上升

视频技术许可不像一些企业想象中只是“加一笔专利费”。

它往往涉及组合专利、产品类别划分、地域覆盖、历史期间责任、未来销量预测等一整套商务设计。

这意味着，InterDigital的“视频化进攻”本质上是在向中国企业发出一个信号：

你面对的已经不是一笔传统手机专利费谈判，而是一套跨终端、跨市场、跨法域的技术成本重估。

如果说过去很多企业把InterDigital当成“手机时代的许可方”，那现在更准确的定位应该是：

它正在成为覆盖无线 + 视频 + 新兴技术的组合式许可运营者。

如果这篇文章只写InterDigital的动作，而不写中国司法环境的反作用力，视角就还是“海外观察”。

但对知产力读者来说，更关键的问题其实是：

InterDigital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点把运营前置到中国？它是否也在为中国法院角色变化做准备？

这几年，中国法院在SEP纠纷中的角色已经明显上升。行业内越来越清楚：在一些关键案件里，中国法院不只是“被动受理争议”，而是在程序控制、行为保全、费率相关裁判方法、全球许可争议处理等方面，正在形成越来越强的实际影响力。

更关键的是，中国法院在SEP争议中对行为保全、管辖连接点、费率裁判路径与全球许可争议处理方法的持续探索，已经使其不再只是“事实上的实施地法院”，而是可能影响谈判预期与费率锚点的重要规则节点。

这意味着，对InterDigital这类全球许可公司而言，中国不再只是实施地市场，也是一个必须认真经营的规则场。

从这个角度看，北京办公室的意义就不止于“谈客户”，还可能包含两层更深的考虑。

1）预防性合规与叙事管理

在中国市场长期经营许可业务，不能只依赖海外诉讼结果，还要面对中国司法、监管、产业舆论对许可行为的审视。

本地存在有助于它把自己塑造成“基础创新者、长期合作方”，而不是单纯“跨境诉讼发起者”。

2）主动适应中国法院的话语权提升

随着中国法院在SEP争议中的影响力上升，InterDigital不可能继续用一种“只在海外打、等中国企业来谈”的旧模式处理全部问题。

它需要更早介入中国市场和中国利益相关方沟通，以降低未来被动应对中国相关程序的风险。

换句话说：

InterDigital在中国设办公室，不只是为了更好地向中国企业实现许可变现，也是在为“如何在中国规则环境中持续实现许可变现”做准备。

这才是它中国布局里最值得重视的地方。

所以，把前面的线索合在一起看，InterDigital在中国真正想做的，其实不是“多赢几场案子”，而是要重排中国企业处理专利许可主张的默认顺序。

过去，不少企业面对此类许可方时，常见路径是，先观望，再拖延，最后在海外程序压力下被动进入谈判。

InterDigital现在要改变的，恰恰是这个顺序。

它希望把企业推向另一条路径，先进入实质谈判，再评估全球诉讼风险，尽量在禁令真正落地前完成商业安排。

这不是一句“加快谈判”这么简单，而是一次谈判秩序的重构。

而一旦这种秩序在更多中国企业中被固定下来，InterDigital的收益就不仅是某一单协议，而是整个中国市场许可运营效率的提升。对许可公司来说，这种价值远高于单案胜诉。

对中国企业法务/IPR团队来说，InterDigital这类“运营前置化”的打法带来的最大挑战，不是它会不会起诉，而是它把诉讼、谈判、市场和时间压缩进了同一张表。

这意味着，企业不能再只靠某一种“传统应对动作”来处理这类争议。

无论是单纯押注反垄断、单纯做管辖权异议，还是单纯等海外律师团队应诉，都会越来越被动。

更现实的做法，是建立一套立体应对框架，至少包括三层：

1）海外诉讼对冲

提前识别高风险法域（尤其是禁令效率高的法域）和高暴露产品线，评估是否存在被快速施压的现实风险。

2）标准技术预判

不要等到律师函来了才盘点技术使用情况。

企业需要把视频、无线、连接协议、显示与编解码等标准技术风险前置到产品规划与供应链管理环节。

3）全球许可谈判策略

谈判不只是“要不要签”，而是“何时签、按什么结构签、覆盖哪些业务、如何与企业全球市场布局匹配”。

这需要法务、IPR、采购、产品、销售甚至财务共同参与，而不是单部门作战。

面对InterDigital这样的对手，企业真正要防的不是一纸起诉状，而是被对方重写自己的决策节奏。

InterDigital在中国的动作，看起来一边温和、一边强硬：北京设点、增强沟通；海外起诉、禁令加压。但这两面并不矛盾，因为它们本来就是同一门生意的两端。

它在中国真正经营的，不是几场诉讼，而是一套专利许可变现系统。前端是本地谈判与关系经营，后端是多法域司法杠杆，最终产品是稳定、可预测的许可现金流。

所以，InterDigital的中国算盘，不只是“来打官司”，也不只是“来收专利费”，而是在中国这个全球关键技术实施地，重排专利谈判顺序、提升许可转化效率，并把专利主张做成一门可规模化运营的生意。